◎编者按

近年来，以“外卖诗人”王计兵为代表的基层写作者持续破圈，折射出“新大众文艺”在当下的蓬勃生机与深层张力。本期内容从不同维度切入这一文化现场：立足媒介变革与文脉传承，阐释新大众文艺的范式创新与徐州土壤；冷静审视审美门槛与创作真实的复杂博弈；以文学史为坐标，寄望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当新大众文艺创作热潮奔涌，我们既要为活力喝彩，也要为品质守望。

本报记者 张瑾

当外卖骑手的诗句从奔波的车轮下生长出来，当炒货店主的闪小说在转炉前的烟火气中流淌而出，一场静水流深的新大众文艺正在彭城大地生长。近日，江苏师范大学网络文学院执行院长温德朝接受本报专访，深入剖析“新大众文艺”这一时代命题。他认为，在数字技术重塑文化版图的今天，新大众文艺正在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从文艺的“旁观者”变为“执笔者”。而徐州，正凭借深厚的文脉积淀与众多的创作群体，成为观察这一文化现象的典型窗口。

◎梁伟峰

2026年8月，有“外卖诗人”之称的王计兵，以其诗集《低处飞行》荣获鲁迅文学奖诗歌奖，从而使这位有着“大众”身份、有着真实的劳动书写、长期在奔波中坚持诗歌创作的诗人，成为当下“新大众文艺”潮流中最鲜明最受瞩目的人格符号。

我们的诗人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这件事必定要载入史册。王计兵及其诗歌创作进入了文学史，可喜可贺，也实至名归。但我还是要衷心期许他和他的诗歌不以进入主流文学殿堂为满足，而是在更高的思想艺术追求中不断拾级而上。关于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文学作品，有一种不太严谨的说法，试图区分两种重要的作品类型。一种是被历代读者广泛阅读、经受住历史检验、确立了文学艺术上经典地位的一部分作品，如鲁迅《呐喊》、沈从文《边城》、张爱玲《传奇》等；一种是在文学史上地位重要、在特定历史时期或某个阶段有一定影响力、但并未拥有广大读者、未能被后世热捧阅读的作品，如郭沫若的诗集《女神》等。这也就是所谓“文学名著”与“文学史名著”的区别。我们的诗人不能满足于写出“文学史名著”，而是立足于“文学史名著”基础而不断追求“文学名著”地位。王计兵的诗歌，目前来看，它是否成为最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名著”还有待观察，有待时间检验，但它成为可以标记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史名著”，还是可以断定的。即使它未必能开辟一个文学的诗歌新阶段、新时期，却可能与另外一些作品一起代表着一个文学的诗歌新阶段、新时期。这已经非常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