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伟峰

2026年8月，有“外卖诗人”之称的王计兵，以其诗集《低处飞行》荣获鲁迅文学奖诗歌奖，从而使这位有着“大众”身份、有着真实的劳动书写、长期在奔波中坚持诗歌创作的诗人，成为当下“新大众文艺”潮流中最鲜明最受瞩目的人格符号。

我们的诗人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这件事必定要载入史册。王计兵及其诗歌创作进入了文学史，可喜可贺，也实至名归。但我还是要衷心期许他和他的诗歌不以进入主流文学殿堂为满足，而是在更高的思想艺术追求中不断拾级而上。关于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文学作品，有一种不太严谨的说法，试图区分两种重要的作品类型。一种是被历代读者广泛阅读、经受住历史检验、确立了文学艺术上经典地位的一部分作品，如鲁迅《呐喊》、沈从文《边城》、张爱玲《传奇》等；一种是在文学史上地位重要、在特定历史时期或某个阶段有一定影响力、但并未拥有广大读者、未能被后世热捧阅读的作品，如郭沫若的诗集《女神》等。这也就是所谓“文学名著”与“文学史名著”的区别。我们的诗人不能满足于写出“文学史名著”，而是立足于“文学史名著”基础而不断追求“文学名著”地位。王计兵的诗歌，目前来看，它是否成为最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名著”还有待观察，有待时间检验，但它成为可以标记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史名著”，还是可以断定的。即使它未必能开辟一个文学的诗歌新阶段、新时期，却可能与另外一些作品一起代表着一个文学的诗歌新阶段、新时期。这已经非常难能可贵。

王计兵的诗歌，让我联想起现代文学史上几位前辈诗人的诗作。诗人的外卖员身份及其表达的对劳动生活的深刻感受，让我第一时间联系起来的，是上世纪30年代，台湾作家杨逵的小说代表作《送报夫》。这主要是因为虽相隔近百年，但王计兵诗歌创作所主要依托的“跑腿”送外卖生活与杨逵此篇小说所主要依托的“跑腿”送报纸生活实在太有共同点了。两者都成功写出了这种“跑腿生涯”的艰辛备尝，写出了在艰苦生活中微笑向前迎难而上的生存勇气，也都获得了时代的肯定，甚至在当时都得到了文学奖项。我们的诗人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杨逵的《送报夫》则入选了当时东京《文学评论》第二奖。两者都从真实的社会底层劳动生活中汇聚起很大的文学的力量，一前一后，交相辉映。

而类似杨逵的素来被人们所称道的“压不扁的玫瑰花”的精神风骨，现实主义的鲜明风格，即使没有条件写诗时依然把诗“用锄头写在大地上”的奋斗不屈的生命精神，永远年轻的精神世界，一生坚守的为底层劳动者和弱小者立言的写作立场，都可以是我们的诗人的参照。虽然时代不同，但它们或许能够对王计兵未来其人其诗达到更高境界，其思想和创作的进一步发展带来启示。

王计兵诗歌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对生存韧性的表达，在艰辛劳动中的砥砺前行，面对磨难时的乐观坚毅，又让我联想起“泥土诗人”臧克家早年擅长表达的那种“坚忍主义”。“总得叫大车装个够，它横竖不说一句话”，虽然臧克家诗歌在这里凝聚起的是受尽磨难的旧中国农民形象，与王计兵笔下对社会主义新时代普通劳动者的书写不可相提并论，但前者写出的那种“它抬起头望望前面”式的对苦难的韧性承担，却是与后者写出的那种“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的“赶时间”的坚韧乐观的人生态度和生命状态气息相通。两者均以一种凝重朴实的方式，表现出了能够激发人的生活意志而不断向上的严肃执着的人生态度。就此而言，王计兵完全承担起了新诗的一种责任和使命，成功赓续了新诗对社会普通劳动者的思想感情的刻画。

文学史上已经珠玉在前的一些有着底层写作特点的诗人，其个人正反两方面的文学表现和创作路程，都能够为后来者带来重要启示。这方面还能够让我与王计兵联系起来的前辈诗人是田间。田间堪称“年少成名”，其早期诗集《未明集》《中国牧歌》《中国农村的故事》写工厂、写农村，聚焦劳苦大众，一生致力于探索诗歌的民族化与大众化道路，成就斐然。客观来说，他的早期诗作固然透露着明显的青涩与不成熟，但有着对生活的真切体验和犀利洞察，不乏深入生活后的生气勃勃，其后期作品则因为创作观念的偏差、对一些概念的盲从等因素，越来越脱离实际生活，内容越来越空泛肤浅，从而导致其思想艺术上的全面衰退。他的诗歌成就与相对短暂的一段特殊历史相锚定，他以《假使我们不去打仗》等传诵一时的诗作，被称作“时代的鼓手”，却终于未能开垦出长青的诗歌艺术园地，思想流于滞涩，观察流于表面，没有能够真正与时俱进，缺乏更大创作实力的支撑。时移世易，田间的诗歌创作颇有昙花一现意味，终究是新诗的历史遗憾。这里我衷心希望我们的诗人避免于此，不画地为牢，始终坚持从古今中外优秀思想艺术资源中汲取营养，坚持诗艺上的探索，坚持对诗歌高远境界的追求。

我们的诗人以诗歌馈赠了我们。诗人获得鲁迅文学奖，则是时代的馈赠，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属性和给人带来光明和希望一面的注脚。获得鲁迅文学奖，是对诗人过去努力的肯定，也是新挑战的开始。祝愿王计兵的文学创作之路越走越宽广。

（作者系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瑾 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