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德章

若将徐州建城史喻为一部厚重的生命长卷，下圆墩便是开篇处那抹最稚嫩却也最珍贵的底色。它是一座古城的文明初章——作为目前徐州城区考古发现中历史最为悠久的遗存，这里沉淀着4000年前本地先民的呼吸与温度。在这里，农耕的犁痕、制陶的残片、狩猎的足迹、捕鱼的网坠，共同勾勒出徐州城市文明最初的模样，在彭城七里的文脉根系中，下圆墩扮演了“文明渊源”的关键角色。

下圆墩镶嵌在彭城七里的南端，北望古城墙遗址，东傍黄河故道，看似普通的土表之下，藏着徐州最早的“城市基因”。考古资料明确显示，这片区域对应龙山文化时期，其上层可延至商周，属于徐州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遗存，是目前徐州市区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古代文化遗存。从地理空间来看，它地处古泗水与古汴水交汇的冲积平原边缘，既便于先民获取水源，又有肥沃土壤可供耕作——这种“依山傍水、宜耕宜渔”的地理优势，正是城市文明得以萌芽的先天条件。如今驻足于此，脚下每一寸土地都可能覆盖着先民的生活层，那些被岁月掩埋的文物，仿佛仍在诉说着徐州城市文明初期的“成长故事”，而彭城七里文化脉络上的一段段传奇，都能在此找到伏笔。

下圆墩的考古发现，是解码徐州城早期文明的核心密钥。这里的先民已掌握相对稳定的农耕技术，他们开垦农田、种植作物，也为徐州地区农耕文明的发展埋下了种子。据《徐州史话》记载：“1955年5月在云龙山东麓第六中学附近发现的下圆墩遗址，是一处规模较大的龙山文化遗址，距地表1—3米，出土的生活用具有夹砂和泥质的黑陶、灰陶等。黑陶器表打磨光亮，光洁无纹，壁如蛋壳，器形完整的有豆、壶、罐、纺轮等，伴出的有草木灰、兽骨等。下圆墩遗址龙山文化的创造者是今天徐州市的直接先民，也是后来的大彭国。”考古工作者依据这些出土文物，还原出先民们的生产生活情景：他们既在田间耕作，也在河边捕鱼，还在林间狩猎。这种多元的生产方式，不仅维系着族群的繁衍，更给徐州早期文明注入了“兼容并蓄”的独特基因。

相较于徐州城内的汉墓、古城墙等后期遗存，下圆墩的核心价值在于填补了城市文明起源的历史空白——在此之前，人们对徐州早期文明的认知大多停留在文献记载的“彭祖封国”，而下圆墩的考古发现，直接将徐州市区有人类定居、从事农业生产的历史大幅提前。更重要的是，这里的遗存并非孤立存在：农耕痕迹与后续徐州“黄淮粮仓”的地位一脉相承，制陶技艺为商周时期徐州青铜铸造业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渔猎文化则与徐州“五省通衢、滨水而居”的地域特质深度契合。可以说，下圆墩所代表的，不只是一段遥远的历史，更是徐州文化基因的“母体”，它所孕育的生产方式、生活智慧，经过数千年的传承与演变，最终融入彭城七里的文脉肌理，成为徐州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若将视角置于彭城七里文脉体系中，下圆墩城市历史的“源头作用”会愈发清晰。它所承载的农耕文明，是徐州后续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它的制陶技术，经过历代工匠的传承，深刻影响了徐州地区的陶瓷产业，甚至在汉代画像石的雕刻技艺中，仍能看到早期手工技艺的影子；它“依山傍水”的生存选择，更奠定了一城山水的空间格局，直接影响了徐州历代文明与文化的分布与发展。如果说彭城七里是一条连贯的文脉长河，那么下圆墩便是这条河流的“发源地”，它所汇聚的文明溪流，经过数千年的流淌，最终形成了徐州丰富多元的文化景观。

如今，下圆墩遗址已建成文化广场，以全新的布局与展示设计，为人们生动还原了鲜活的“徐州的城市文明初章”。曾经从这里发掘出的文物，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重要纽带，让我们了解到，城市文明并非凭空出现，而是从下圆墩的田埂上、陶窑边、河流旁，一步步生长、壮大起来的。在彭城七里的文脉传承中，下圆墩的意义不仅在于“最古老”，更在于它是徐州城市文明与文化的“源头”，后续所有的辉煌与厚重，都始于这片土地上先民们的第一次耕作、第一窑陶器、第一次捕鱼。

下圆墩遗址公园的地点虽非发掘原址，但仍处于下圆墩先民们的活动区域。设计者特意选择这块交通便利、依山傍水、风景秀丽之地，打造出春分·耕织、夏至·渔猎、秋分·制陶、冬至·祭祀及说明五块浮雕，既还原了下圆墩先民的生活场景，也歌颂了他们为徐州城市发展作出的贡献。而广场中央竖立的四块大石景观，则是根据1959年铜山茅村丘湾发现的大彭氏国后期的社祭遗存仿制而成。这些设计处理，不仅让云龙山又增添了一处文化景观，让徐州历史文化又多了一个具象符号，更重要的是，能够有效增强徐州人民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

下圆墩，记录了徐州城市文明最初的模样，也为彭城七里历史文脉源流提供了深厚的源头佐证。它让我们能够回望这座古城的起点，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城市的历史，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是断裂的片段，而是一条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文明长河。

下圆墩，这里有一座古城的童年记忆，这里是每个生活在这里的人藏在血脉里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