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梦

20年前的仲秋，我背起行囊，跟在父亲身后，从村东头三间低矮的茅草屋走出——走出那个叫九子庄的新沂小村落。那天，一场异乎寻常的滂沱秋雨将村口的大桥冲垮，我和父亲将鞋袜脱掉，挽起裤管，蹚过那条凉意十足、日夜流溢白沙的白沙沟，蹚过我年少的贫瘠和轻狂，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决绝离开生我养我的九子庄。

潦草的告别，就是漫长的一生。数年后，我完成学业，毅然蜗居于三百里外的徐州城。再数年，九子庄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一夜之间消失。从此，我再也不属于那个村庄，那个村庄在中国地图上亦不复存在。我只能无数次在梦里泪眼回望九子庄和白沙沟……

一

甫入大学时，对于20年来从未走出过故乡的“土包子”而言，夺舍眼球的不是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而是象牙塔内遍地的播音腔。在“土话”几番遭到取笑后，我不得不生硬地撇着声调去讲话。我庆幸新沂大地的“北方方言”是那么接近普通话，这让我很快度过了“难捱的、僵硬的饶舌期”，以一口“徐州乡下普通话”融入校园。就像一群潇洒自如的白鹅，后面跟着一只摇摇摆摆的鸭子。

尔后多年，便是与徐州土著们长相厮守。终于长出一口气：再也不用饶着舌头说话了！

很快，我就陷入了新的尴尬：新沂话，与徐州话，画不上等号。不得不承认故乡新沂母语的强大影响力，虽然我已成功地甩掉“带”“喊”的尾音，但那口啁啾的乡音仍若隐若现，无论在哪个场合，只要我一张嘴，仍会让对方迅速作出判断：你是“东三县”人！然而，每逢春节回乡，亲朋又或多或少流露出讥讽之态：才离家几年就忘本了？你看，连新沂话都不会说了！

是的，虽然不纯正，但徐州新的语言环境正潜移默化成为我的“目标语言”。《孟子·楚人学齐语》中讲到：“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可见，新的生活环境足以改变人的语言、习惯乃至习俗。家妹定居沛县后，也被“目标语言”影响，“吃饭”说成“刺饭”。大学时，曾修习一门《方言学》，我深知“出门三五里、乡音尽不同”，但从未想过，明明是喝一口老井水长到大的一家人，坐在一张桌子吃饭，也能出现各种“方言”的奇怪现象。

当年，我因为不会讲普通话而一度怯懦自卑；如今，我却为不会说“新乡徐州话”和“旧乡新沂话”而感到愧疚和失落。人生如浮萍，不得不自嘲：“徐州，融入不了；新沂，亦回不去。我被方言的列车抛到了二半路，恰居住在徐州和新沂之间的徐州经开区，从此就是‘郊区方言’。”

而我的孩子恐怕连郊区方言也不会说了。因为他从一出生就是讲普通话。有时我在想，方言会不会从他们这一代开始消失。他们尽管不会再有普通话的困惑，却也从此失去浓稠的乡音味儿，而他们的后人在规范的普通话康庄大道上更将一路长歌，我们栖身寄命的方言有一天恐将只存在于那本薄薄的《方言学》教科书里了。

其实，诸般人生况味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他乡融入”与“故乡意识”的反复拉扯。当我们在异乡的茫茫人海中，耳畔忽然传来一声亲切的乡音，整个人包括目光、心脏、血脉都被生生地吸引过去。可是，当我靠上前去，却再也讲不出那口能让自己热泪盈眶的故乡新沂话了。

用余秋雨的话说，“故乡，就这样被我丢失了。故乡，就这样把我丢失了”。

他乡且变故乡，故乡已成他乡。

二

好在饮食习惯上，尚未剥离故乡的烙印。在徐20年，至今仍对徐州早餐的“肉盒、玛糊”“煎包、辣汤”“油饼、鸡汤”，甚至是“鸡汁豆脑”产生不了浓厚的兴趣。无数次，我引以为傲地显摆：如果你喝过新沂的“糁（汤）”，你就不会觉得辣汤、饣它汤有多好喝；如果你吃过新沂豆（腐）卷，你就不会再认为煎包多好吃；如果你有幸莅临新沂豆脑摊，你就会真正发现鸡汁豆脑与新沂大豆脑的鸿沟在哪里，甚至你会忍不住发条朋友圈，因为吃一碗豆脑你就能享受到豆脑摊免费提供的十多种小菜。

根植于童年深处的新沂味蕾，让我坚定地认为，哪里的美食都比不上故乡的盐豆炒鸡蛋、干烤鱼炒尖椒。甚至，徐州那有着两千年历史的“烙馍馍”，亦比不上我从小咬到大的潮牌和煎饼。刚读大学时，我曾沿袭中学“化肥袋带煎饼”之举。隔壁宿舍的南方同学，死死地盯着我手中薄薄的灰黄色的煎饼，惊奇地问：你吃的是纸吗？厚薄如纸、大小如纸、软硬可叠，可不就是“纸”吗？

南方人不知，千余年来，一方鏊子、一把篾片、一桶面糊，可以将北方女人的一生拴在黑漆漆的锅屋（厨房）内。少时，父亲“打击”母亲时，挂在嘴边的话最多的便是“你不就会烙两张煎饼吗？”

在机械化制作方兴未艾时，不唯妇人，新沂农家子弟无不被拴在磨盘前，当然，家中饲养毛驴的除外。童年记忆的河床上，最痛苦的劳作“四大件”就是推磨、喷农药、薅草、翻晾红芋干。几乎每个星期都有那么一天，东方既白，便迷迷瞪瞪地被母亲从被窝里拽出来，一人发一根推磨棍，哼哼唧唧围着磨盘一圈圈向前掘进。可是，当我们咀嚼“机器煎饼”时，却又不约而同怀念起“手工煎饼”来。

好在，当我希冀一份美味时，母亲总会用她的智慧来满足。每逢家里烙煎饼，起鏊前她会在最后一张煎饼上放上些青菜白菜为我做一份菜煎饼，有时还会偷偷放上一个鸡蛋。那样的年代里，就连家鸡下的蛋都是用来卖钱补贴家用的。多年后，大街小巷兴起菜煎饼，一份就是十多元钱，菜煎饼里的蔬菜多达十余种，却再也做不出“妈妈的味道”、做不出“故乡的味道”。

盐豆、黑咸菜、辣疙丝、萝卜干、咸鱼头……20年后，那些漂泊在外的游子，为买到一份“湿盐豆”、几张“手工煎饼”，竟可以认真地翻越一座城，甚至央求老乡们“寄点来”。相逢话乡情时，聊得最多的也是家乡的“美食”，讲到大豆脑和油条搭配时，闻者均口津连连。

一生四海为家的大诗人李白，在无数次的回望中浅唱低吟——“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月是故乡明。月亮走，我也走。前些年，窑湾船菜进军徐州城，再之后是睢宁菜声名鹊起，都是老家的味道、儿时的味道、“妈妈的味道”啊。可惜，在中华遍地“融合菜”的传感下，我们从这桌到那桌推杯换盏，又能吃到多少本真的故乡味道？

三

故园，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这既是时间上也是空间上的。在时间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寻根意识愈发强烈，“落叶归根”是几千年的游子梦。在空间上，异乡的风物、人情、巷陌与故乡的山山水水毫无关联，成年人的压力阀升压时，故乡便成了游子最后的港湾。

对于故乡的认知——尽管人生前20年都是在那里度过，尽管空间的拉近已缩短至短短的半小时高铁车程——但至今，仍接近一片空白。

20岁之前，我的天空仅限于贫瘠的农村，“城市”新沂于我十分邈远。直到离开故乡的前一年，我在新沂郊区一所私立高三复读备考时，才得以管窥一二。那天，我骑着叮当作响的自行车，绕着新沂市中心的白龙马转盘道转了一圈又一圈，那是这座城市最具代表性的地标。在高铁站未建成前，一茬又一茬的新沂游子，从“白龙马”下打马而过，与故乡作别……

2016年仲秋，一则《徐州市民将喝上源自骆马湖的优质水！》的新闻在“新沂人在徐州”的聊天群里引起关注，离开家乡多年，从此还能再饮家乡水，这哪里是水，这是故乡母亲甘甜的乳汁啊！那一刻，我们远远地流下了幸福的泪水。外乡人不解，几多调侃：为何是“骆马湖”，而非“落马湖？”《淮安府志》记载：“骆马，旧作落马，受沂蒙诸上之水汇为巨浸（湖泊）。”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问，新沂之湖为何要载入《淮安府志》？实际上，在“丰沛萧砀、铜邳睢宿”的徐州老八县里，新沂是无一席之地的。直至1953年才由淮阴专区划入徐州专区，新沂才真正躺进徐州的怀抱。

对于故乡新沂，我只能在离开后一次次去回望、去认识。甚至是马陵山、骆马湖等家乡名胜，也是因为工作关系去采风时才得以一睹芳容。当一群同事得知我是新沂人时，纷纷让我当导游。囿于一村20年，又从何谈起？甚至与我的乡镇一湖之隔的窑湾古镇，我至今仍没有机会涉足。从这个角度讲，我对故乡的解读是完全不及格的。当然，那一天，当我们踏进马陵山，当“第一江山”四个大字扑面而来时，家乡新沂，狠狠地替我抓了一把面子！

这些年，虽然人在徐州，但故乡的讯息却越过白沙沟常及耳畔。距离九子庄西南2.8公里建了新沂通用机场。九子庄东2.5公里外的山梁上，宋庄民宿和农民丰收节活动蜚声国内。九子庄正东，跨过那道山梁又及2公里，是赫赫有名的花厅遗址——那是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是北方大汶口文化与南方良渚文化的交汇融合。父亲从前常喝的花厅白酒，也是因花厅遗址文化而得名。而村头那条日夜沉淀白沙的白沙沟，那让“黄沙”黯然失色的“白沙”竟然是石英砂。

后来，我在教科书上读到“石英、长石、云母、方解石是组成岩石的四大岩矿物”时，才发现故乡的宝藏气息竟如此浓烈。这一切，随着前些年石英砂矿的开张、关停，俱已画上句话。空荡荡的山梁上，如今只留下四处较大的水泊，而那条日夜湍流的白沙沟也再不见有绵绵白沙流过。

再回故乡时，九子庄只剩下杂草丛生。偶尔，在干涸的白沙沟旁遇到三两旧庄邻，鬓已苍，朱颜改，相逢错身过，竟不记曾经。

故乡仍在那里，故乡却已把我忘却，我亦不再属于故乡。果真是：少年不知乡意愁，再归已是愁乡人。

（作者系徐州市作协副秘书长、徐州市青联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