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钊

徐州历史文脉“彭城七里”南起云龙山，北至故黄河，全长约7里，串联235个历史文化遗存，涵盖彭祖文化、汉文化、运河文化、苏轼文化、宗教文化、红色文化等，构成徐州千年文脉的基底。

在这项日新月异的城市更新建设中，位于彭城七里南部的云东一道街的路旁，在建设中保护的代笔亭，正在进一步修整加固。亭中磐石上，“阿弥陀佛”四个字古意盎然，相传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用铁马鞭划出来的，亭名取自铁鞭代笔之意。

与北魏太武帝相关联的代笔亭，在徐州2600年建城史中只是一个小角色。然而，北魏前后时期的风云际会，却是徐州历史中浓墨重彩的篇章。本期专题，邀请徐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陈钊为读者讲述代笔亭背后的故事。

——编者

2016年，徐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岳凯在云龙山东坡的施工中，发现了消失了很多年的徐州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代笔亭”的遗迹——曾经被建筑垃圾压盖的“阿弥陀佛”石刻。

在“彭城七里”城市更新项目中，“代笔亭”被复建。代笔亭题记中称，“此处原有古亭一座，亭有一柱落于磐石之上。大磐石上有‘阿弥陀佛’四字，相传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用铁马鞭划出来的，故此亭取名‘代笔亭’。新中国成立后一次台风过境，亭子坍塌，残落至今。公元二二三年始重建。”

深究代笔亭的文化内涵，其北魏传说的背后，不仅展现了徐州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历史筹谋，也反映出徐州在民族大融合进程中起到的南北汇通的作用，以及徐州在南北朝时期独特的战略地位、文化特点和历史影响。

“刘邦第二”

南北朝时期刘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刘裕，祖籍彭城郡彭城县绥舆里（今徐州市），出生于晋陵郡丹徒县京口里（今镇江市）。虽然是汉皇室后裔，但历经数代更迭，到刘裕时，家族已经沦为寒门。

刘裕幼年丧母，家境贫苦，其父无力抚养，曾一度欲将其抛弃，后被姨母收养，取小名“寄奴”（意为“寄养之儿”）。但刘裕胸有大志，成年后加入以徐州流民为主的北府兵，累军功官至建武将军、下邳太守。晋元兴三年（404年）刘裕一举击溃篡位的桓玄，入朝辅政。

东晋义熙五年（409年）起，刘裕率军两次北伐，统辖的北府兵，多吸纳彭城、下邳等地剽悍之士，有“南朝第一强军”称号。他以彭城为大本营，取道汴、泗入黄河，水陆并进，连破南燕、后秦，席卷黄河流域和关中地区。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即写的是刘裕。

义熙十三年（417年）八月，刘裕攻破长安，俘后秦主姚泓，收复关中，达到北伐事业巅峰，后率主力南返休整。《资治通鉴·晋纪》记载：“义熙十三年九月，刘裕至彭城，重阳日宴群僚于戏马台。”

这次重阳会中，刘裕不仅宴请了檀道济、王镇恶、沈田子等北府军骨干，还宴请了傅亮、谢晦等江东士族代表；不仅仿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以诗歌颂功，还借项羽戏马台检阅了骑兵。刘裕的重阳宴既是北伐凯旋的庆功宴，亦是代晋建宋的政治预演，成为南朝历史的关键节点。

420年，宋王刘裕逼迫恭帝禅让，成为南朝宋的开国之君，从此开辟了一个“徐州建军功——南京称皇帝”的赛道，宋、齐、梁、陈相继沿袭此道。

南朝史家沈约在《宋书·武帝纪》中对刘裕这样评价：“高祖（宋高祖，指刘裕）崛起布衣，不阶尺土，讨逆宣力，以静乱略，功成治定，遂有天下，盖汉高之亚乎！”大概可以翻译成“刘邦第二”。

刘裕还给后世留下了这样几个成语：

“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都因辛弃疾的词句家喻户晓，但严格来说，“金戈铁马”出自《旧五代史·唐书·李袭吉传》，不专属于刘裕。

“一世之雄”指一个时代的强者，典出《宋书·武帝纪上》：“刘裕足为一世之雄。”

“龙行虎步”指像龙和虎那样行进，形容昂首阔步、雄壮威武的样子，旧时多用于形容帝王的气度，典出《宋书·武帝纪》：“或说玄曰：‘刘裕龙行虎步，视瞻不凡，恐不为人下，宜蚤为其所。’”

“彭城三垒”

刘裕长期兼任徐州刺史，还镇彭城后，在徐州城外增筑“彭城三垒”（即下邳、吕县、留县三座卫星城），“悉以砖垒，宏壮坚峻，楼橹赫奕，南北所无”，形成纵深防御体系；依托泗水、汴水开展水军演练；利用徐州周边云龙山、九里山制高点，修建烽火台与瞭望哨；在徐州周边设置军屯，解决了北伐军粮短缺问题。

可以说，没有刘裕的深度经营，徐州难以在南北朝三百年间“北控齐鲁、南蔽江淮”，持续保持“兵家必争之地”的巅峰地位。直至唐宋，徐州仍被视作“刘裕故垒”。

更重要的是，刘裕将亲信檀道济、刘穆之等部署于此，形成以徐州为中心的寒门武将集团，打破了东晋门阀对军权的垄断。

北魏泰常八年（423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逐步统一北方。元嘉元年（424年），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开创了“元嘉之治”，双方不断发动战争。北魏六次南征均以徐州为首攻目标，但屡因城高池深、粮草充足、名将犹在而锋芒被挫。

最负盛名的将军檀道济，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北）人，出身寒门，年轻时随兄加入北府军刘裕麾下，在刘裕、刘义符、刘义隆三朝均为重臣。不过，因其位高爵显、手握重兵，刘义隆害怕檀道济向刘裕学习，于是在元嘉十三年（436年）杀檀。

沈约《宋书·檀道济传》记载：“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朝廷疑畏之……遂收道济及其子……道济见收，愤怒气盛，目光如炬……乃脱帻投地曰：‘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

典出于此的成语“万里长城”，比喻捍卫国家安全的大将；成语“自毁长城”比喻自己削弱自己，清除了可作为依赖的大将或能臣。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宋纪》评：“文帝以檀道济有威名，子又有才，恐身后难制，杀之……由是遂弱，至元嘉之末，魏人南侵如入无人之境。”清代杜纲著《南朝演义》中将檀道济与岳飞并列为“南北双冤”。

“三十六计”一词最早可考自檀道济，但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十六计》是否就是檀道济当年所写的《三十六计》尚无定论。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背诵《三十六计诗》：“金玉檀公策，借以擒劫贼；鱼蛇海间笑，羊虎桃桑隔；树暗走痴故，釜空苦远客；屋梁有美尸，击魏连伐虢。”以此来致敬檀公。

铁鞭“代笔”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北魏军号称百万，五路南下，连克数城，太武帝拓跋焘亲率主力40万围攻彭城。刘义恭欲弃城而逃，在安北长史张畅、武陵王刘骏（刘义隆第三子）力谏下才放弃这一念头。

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拓跋焘在城南项羽戏马台上搭建了毡屋，窥视城中虚实，见宋兵军容严整，未敢贸然进攻。拓跋焘遣使向西门守将告之此次亲率大军，势在必得，同时索要酒和甘蔗，以试探宋军的战争储备。刘骏同意了他的要求，同时不卑不亢地向北魏索要骆驼。

第二天，拓跋焘派尚书李孝伯用毡、盐、胡豉与张畅交换了酒、甘蔗、橘子。拓跋焘又要借用乐器，宋主将回答：“我军一心作战，没备乐器。”李孝伯对宋将出语讥讽，借机挑拨。张畅坚定地表示：“魏军若胜将无天理，我军愿决一死战。”

拓跋焘无计可施，无奈强攻坚城，劳师无功后绕过彭城南下，在长江边遭遇坚决抵抗。前有天堑阻隔前路，后有彭城挡其归路，拓跋焘被迫仓皇北返，吞下了失败的苦果。

刘宋此前北伐准备不足，进军轻率，落得“北伐败辱，数州沦破”，江北各地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所以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沉痛地说：“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刘骏因为此次守住彭城，获得军功，后来趁乱成为南朝宋第五位皇帝，即宋孝武帝。

北魏方面虽然也有一定的伤亡，但进一步巩固了在北方的统治地位，在军事上对刘宋形成了更大的优势。代笔亭中“阿弥陀佛”四字，传说即此次南征拓跋焘以铁鞭“代笔”而书。

公元466年，徐州刺史薛安都投附北魏，彭城易帜。北魏政权不断巩固以彭城为中心的淮北地区，遣贤臣薛虎子任徐州刺史，都督徐、南兖、豫三州军事十余年。

薛虎子为了救济百姓，安定人心，组织戍卒开垦泗水两岸荒地。他还奏请朝廷减免徐州田赋，刺激人口回流，沿淮河—泗水修筑烽火台三百余座，改造彭城船坞，打造“楼船五十艘”，开创北魏淮河水军先例。

薛虎子于482年击退南齐萧景先五万大军，《魏书·薛虎子传》载其“镇彭城，威名震于淮徐”。徐州地方志《彭城志》载有“虎子渠”“薛公仓”等遗迹，民间传其为“护城神将”。

2002年至2005年，彭城广场北侧金地商都建设施工中，在北魏的地层发掘出巨大粮仓，应是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的相互证明。

文化融合

徐州在东晋至南北朝三百年间，不仅是军事争夺的焦点，更成为南北文化碰撞、融合的“熔炉”。匈奴、鲜卑、汉等势力交替统治，加速了胡汉文化融合。尤以佛教文化的交融最有代表性。

北魏佛教兴盛，兴化寺内的大石佛即这一时期依山雕凿而成，四周佛龛众多，刻铭自“魏太和十年”延续至唐宋。其后，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徐州高僧慧纪等应召北上，入主云冈石窟，使南朝画风北渐，彭城再次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重地。

昙度是当时徐州高僧的代表人物之一，记载主要出自《高僧传》。该书为南朝梁代僧人慧皎所撰，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僧传，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后游学京师，备贯众典。而以脚疾，西上彭城，从僧渊法师更受《成实论》。遂精通此部，独步当时。魏主元宏闻风餐挹，遣使征请。”

昙度北上平城后，在平城开坛讲经义学，“唱谛鹿苑，作匠京缁”，受到文明太后冯氏和孝文帝的尊敬。他的讲经活动对平城的佛学风气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当地佛教义理的研究和传播，为南朝佛教文化在北方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慧纪也是北上的徐州高僧之一。他与昙度等一同在平城的佛教界活跃，他们的到来使得平城的佛教界增添了新的活力和思想。

这些徐州高僧带来了南朝的佛教义理和文化，与当地的佛教传统相互交流、融合，促进了云冈石窟造像风格的转变，使得“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的南方造像风格逐渐在云冈石窟流行起来。

北人南迁、南人北上的流动必经徐州，文化要素随之传播。北魏孝文帝改革（494年）后，南朝士族经徐州北上洛阳，携带《昭明文选》《文心雕龙》等典籍，推动北朝文学革新；北朝工匠则通过徐州南下，将石窟雕刻技术传入建康。

刘裕北伐时，将鲜卑、羌族降卒安置于徐州屯田，形成“胡汉杂处”的军镇文化。因此，徐州出土的南北朝墓葬中，有汉式陶俑与胡人牵马俑共存，体现生活器用的交融。

徐州的文化交融史，揭示了一个深刻规律：军事对抗的前沿往往也是文化融合的先锋。这座城市如同一个巨大的文化变压器，将南北差异转化为创新能量，最终汇入中华文明的长河。

总之，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南北对峙的时代。徐州地处水陆要冲，北扼兖豫，南蔽江淮，“彭城之得失，辄关南北之盛衰”，成为各路政权竞相争夺的焦点。这一时期，胡汉交融、文化汇通，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涅槃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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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龙山下重现『关公马蹄印』

本报记者 张瑾

2021年9月，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发布了云东文化街区云东一道街A地块建设项目变更公示，因保护地下文物 “关公马蹄印”岩石遗址，将已规划的地库面积减少53平方米。

更改规划，保护古迹，离不开徐州文博工作者的鼓与呼。徐州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岳凯回忆，2016年5月，他和朋友在云东的素食馆吃饭，无意间听胡老板说起对面的拆迁区内有“关公马蹄印”遗迹，但是被建筑垃圾覆盖，很难辨别具体位置。

在附近居民和云龙山管理处相关人员的帮助下，岳凯最终用铁铲将两处呈半圆形的“关公马蹄印”以及“阿弥陀佛”的石刻揭露出来。在此后的多年，不论地块功能发生怎样的变化，他都一直关注，四处奔波，与相关部门联系，建议将其最大化地保护。

“马蹄印”直径40多厘米，两处深浅不等，大小略有差异。“阿弥陀佛”四字为阴刻竖排，“阿”字只在岩石上錾刻细线勾出轮廓，“弥陀佛”三字正常凿刻，每字40余厘米见方，其中“佛”字最后一笔竖画约1米长。

在邓毓昆主编的《徐州胜迹》书中有记载：从云龙山兴化寺下山，北行约300米处，路旁有块大磐石，上面直行正楷写有“阿弥陀佛”四字，每字径宽一尺，石上存有金代正大元年（1224年）和元代大德八年（1304年）两代观赏者的题名。大磐石上原有一座“代笔亭”，其名取自用铁马鞭代笔写字之意。

云龙山下大磐石上留下的马蹄印样的石坑，被民间附会为拓跋焘战马踩踏留下的，曾建在其上的代笔亭为何时所建不得而知。据云东一带百姓回忆，代笔亭下原有一通三尺多高的石碑记录着古迹的来龙去脉，徐州解放后一次台风过境，亭子倾坍，未再重建。

·AI诗咏代笔亭

《永遇乐·彭城代笔亭怀古》

泗水流金，云龙叠翠，代笔亭路。铁马鞭痕，佛狸刻迹，犹作山河怒。戏马台前，九里山下，曾见龙腾虎步。想当年，刘郎饮马，气吞万里如虎。

道济唱筹，虎子屯粟，赢得仓廪如铸。白面书生，封狼遗策，空负平戎赋。薛公渠在，昙度经残，谁问梵钟晨暮？凭栏处、千年烽火，都成磬鼓。

（注：佛狸为拓跋焘小名）

《永遇乐·彭城代笔亭怀古》

岁月悠悠，云龙山下，代笔亭立。阿弥陀佛，铁鞭代笔，太武帝遗迹。刘裕北伐，檀道济守，万里长城屹。白面书生，王玄谟议，北伐败绩。拓跋焘怒，饮马长江，彭城危急。薛虎子治，军户屯田，淮北稳固。释慧纪入，云冈石窟，佛教交融。彭城之得，南北汇通，文化熔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