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瑾

在4月21日举行的徐州市“全民阅读活动周”启动仪式上，《点校本铜山古方志丛书》作为2026年徐州重要出版成果，首次亮相。丛书由江苏师范大学赵明奇教授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是徐州古籍整理领域的又一部力作。

地方志书是一地资治通鉴、一方百科全书，也是后世知往鉴来的根基所在。围绕铜山古方志与徐州古方志的关联与区别、古方志校点的当代意义、徐州古籍保护的紧迫性等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铜山与徐州密不可分

记者：从《新千年整理全本徐州府志》到《点校本徐州古方志丛书》，再到《点校本铜山古方志丛书》，一系列重大成果的推出，为徐州古籍抢救与历史研究作出重要贡献。请问铜山古方志中的铜山，与现在的铜山区，有何关联？

赵明奇：铜山县沿革于历史上的彭城县和散州级的徐州。清雍正十一年（1733）徐州升格为府，始析散州境为县境，以境内铜山岛久负盛名，遂命名铜山县，为徐州府附郭首县。铜山县共存在278年，至2010年9月28日，根据国务院批复和省政府通知精神，撤销铜山县，设立徐州市铜山区。

需要注意的是，历经多次区划调整，虽然铜山区承袭了原铜山县的主体部分，但今天的铜山区与古方志记载的铜山县并非同一地理实体，二者在行政地位、辖区范围上均不可等同视之。

铜山县地方志书编纂传统深厚。作为徐州的重要组成部分，铜山县历史与徐州历史同源同流，密不可分。因其县治与府治同城的特殊行政地理关系，历代徐州志书所载内容大多发生在铜山县境内。在建县以后，铜山县也一直有县无城，主要行政机构都设在徐州城内，这种血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也让铜山县的历史记载与徐州地方志紧密交织，同生共存，互为补充，形成了独特的地方文献体系。

记者：与徐州古方志相比，铜山古方志在记载范围、侧重点上往往有所不同。具体来说，从铜山古方志中，可以了解哪些比徐州古方志更详细的历史？

赵明奇：铜山县古方志文献几乎涉及徐州各个方面，尤其是城市史料，比直隶州志和府志都更加详细，成为珍贵的时代见证，是人们研究徐州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也是人们认识铜山和徐州的重要窗口。尤其在徐州府志修纂停滞时期，清道光和民国两部铜山县志，对府志相关资料进行了抢救性记录，弥补缺档，是研究地方历史的关键链接，维系了志书记载的连续性，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特别是同治十三年（1874）《徐州府志》修成后，直至辛亥革命爆发前近40年内，徐州地区未有新修府志，导致这一阶段的史料记载出现断层。

1996年中华书局版《徐州市志》上限始于1912年，亦未填补这一空白，使得晚清至民国初年的徐州地方史研究面临资料匮乏的困境。

所幸民国《铜山县志·凡例》认为：“县志宜专纪一县之事。铜山为府治，凡事关一府者，乾隆、道光二县志一并列入，例须抉剔。惟同治府志断至十一年，共和改制，府已裁撤，此四十余年如官司、建置等类，势不得任其散佚，故仍从旧志。”

基于此，该志不仅系统梳理了铜山县的历史沿革，更详细记录了晚清至民国初年的政治、经济、社会变迁，成为研究近代徐州历史的重要文献。其中很多内容因府志的缺失而显得尤为珍贵，使得民国《铜山县志》不仅是铜山县域史的集大成者，更成为衔接清代府志与近代市志的关键桥梁。

守护一方水土文化基因

记者：以“铜山”为专名的县志编纂，始于徐州升府之后，现存古方志四种，各具特色。请问此次点校的四部铜山古方志，各有哪些价值？

赵明奇：早在铜山建县伊始，即有修志动议，清乾隆五年（1740）知县王琮为此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乾隆十年（1745），知县张弘运纂成《铜山县志》十二卷，这是现存最早的铜山县专志。

历经清乾隆、嘉庆两朝，徐州水患频仍，地多荒歉，历任地方官员疲于治水，对文化事业无暇过多关注。清道光九年（1829），知县崔志元响应民意，聘请名士刘彦儒、孙运锦等人分纂，完成清道光十年刻本《铜山县志》二十四卷，该志是研究清乾隆、嘉庆以来徐州经济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础文献。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学部下令编修乡土志，并颁行了《乡土志例目》。次年，由本县贡生杨世祯等纂成《铜山县乡土志》，尽管体量单薄、文简事略，仍为后人研究这段时间的历史留下了宝贵资料。

辛亥革命以后，万事求变。民国六年（1917），县知事余家谟动议倡修新志，历经十年续成《铜山县图志》七十六卷，于民国十五年（1926）付刊。其体例完备，规模宏大，成为铜山县古方志的压轴之作，标志着铜山县历史文化的系统总结和保存，不仅是地方历史的浓缩，也是民国时期社会变迁的见证。

以上四部志书前后相承，系统地记录了铜山县的历史沿革、地理变迁、人文风貌和社会发展，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县域发展史。此外，民国二十年（1931）铅印本《铜山》上下两编，虽非正式志书，但因其内容翔实、体例严谨，客观上也具备了不少志书的特点，可以视为铜山县最早的一部农业专志。　

记者：当前，国家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徐州市委、市政府积极贯彻文化强国战略，推动区域文化传承工作。在您看来，新出版的《点校本铜山古方志丛书》对徐州文化建设具有哪些积极意义？

李君超：徐州是汉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其地方志书是研究本土历史文化的基础性文献。阅读旧志，有助于我们掌握社会发展的一手资料，以史为鉴、服务当下、决策未来；而在纂修新志的过程中，同样需要从旧志中爬梳文献，汲取契合时代需求的文化养分。

彭城七里城市更新项目是徐州依托历史文脉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改造实践，两汉文化研究会专家赵明奇教授在其中承担了大量咨询工作。铜山县城即为今天的徐州主城区，相较直隶州志和府志，《铜山县志》虽然与府志存在内容上的交叉，但在城市街道桥梁、贤臣能吏、乡贤流寓等方面的记载更为详尽。赵教授年逾古稀，再度出山，在民间力量的协助下，完成《点校本铜山古方志丛书》全四册的文字识读、标点整理、校勘出版等工作，体现了其深沉的地方文化情怀与深厚的学术修养。

徐州市两汉文化研究会自成立以来，始终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播徐州历史与当代风貌为宗旨，先后组织专家学者开展了汉楚王墓排序及汉玉的价值挖掘、纪念狮子山楚王陵发掘三十周年等多类学术研讨与交流活动。此次协助赵明奇教授及徐州市雍溪书院共襄盛举，既锻炼了研究会队伍，也让我们对徐州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一部铜山地方史，就是家国命运在我们身边形成的缩影。整理出版这一方文献，既是守护这一方水土的文化基因、延续不断线的文明记忆，也是在全球化浪潮冲刷背景下对我们民族、国家、历史、传统的维护。

与尘封典籍无障碍对话

记者：这套丛书让尘封已久的典籍得以与当代读者无障碍对话。您作为一位长期深耕地方文化研究的学者，翻阅《点校本铜山古方志丛书》，最直观、最触动您的个人感受是什么？

田秉锷：捧读新书，开卷眺望，两千年岁月奔涌回溯，三百里山河云蒸霞蔚。这就是明奇教授主编的《点校本铜山古方志丛书》给我的阅读观感。

明奇教授是徐州地方志、地方文献著名整理专家，徐州地方史、地域文化史研究专家。他为人低调，不事张扬，常在我面前提及徐州为兵家必争之地、黄泛频繁之区，失传志书甚多，现存徐州古代地方志书善本、孤本不少，如不保护，上愧祖宗，下愧子孙。

数十年来，明奇教授在地方志、地域文化领域一步一个脚印，深耕细耘，先后出版《徐州地方志通考》《全本徐州府志》《徐州古方志丛书》《徐州自然灾害史》《江苏地方文化史·徐州卷》《江苏艺文志·徐州卷》《汉代武术》等，可谓著作等身。

近年来，他又先后主持整理出版《点校本徐州古方志丛书》和《点校本铜山古方志丛书》，这对于古老的典籍走出书斋，走进社会，活化历史资源，延续地方文脉，努力留住记忆，坚定文化自信，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记者：从治学方法来看，您认为，赵明奇教授的旧志整理工作经历了怎样的演进过程？您如何评价其学术路径及其对徐州历史文化建设的贡献？

田秉锷：从治学轨迹看，明奇教授的旧志整理研究肇始于提要的撰写，继之以影印、汇编，终之以“一揽子”整理，堪称学术活动的“大满贯”。这无疑能够更加卓有成效地展示徐州历史文化的整体性、连贯性，以及历史资源的丰富性、系统性，为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数据库的创建奠定基础，从而进一步促进地方志贴近当前，服务社会，为徐州经济社会建设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

明奇教授经常讲汉文化的起源、内涵、特点、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我觉得他是把刘邦的用人智慧在徐州历史研究上又复习了一遍。张政等团队成员追随老师殚精竭虑，无悔无怨，从而用心血熔铸了一方文化丰碑，终使这些承载着地方灵魂的典籍，得以与今人实现无障碍的对话；在复活传统文化精神的同时，亦载入了点校者品格的升华。

盘点50余年的呕心沥血，回望半个世纪的案牍劳形，淮安城内胯下桥边出生的明奇教授为徐州奉献了自己的青年、壮年和老年。我钦佩他1981年在徐州师院大操场转悠10圈所作的人生规划，如此自知自量，如此定力努力，如此坚毅沉雄，如此巨大的辛苦与累积。

雍溪书院牵头打造精品

记者：修志是地方文化大事。在这样一项通常由官方主导的工作中，作为民间文化组织的雍溪书院，为何主动牵头策划编纂此次丛书？

叶闻天：2024年，《点校本徐州古方志丛书》顺利付梓，全面完成明清徐州旧志系统整理，为本土古籍活化筑牢根基。然而，作为徐州文脉核心的铜山古方志，长期处于整理空白状态，珍贵的文献价值未能挖掘，文化赋能作用更未充分发挥。挖掘地域历史资源，活化古籍经典文脉，传承弘扬铜山乃至徐州地域文化，是雍溪书院义不容辞的文化使命与时代担当。

徐州市雍溪书院自创办以来，始终坚守文化初心，以传承文脉、服务社会为宗旨，积极呼应徐州市文旅融合发展整体布局。书院深耕本土文脉，主营徐州传统文化研究、地方文史典籍整理、文物收藏与活化保护、国学公益普及讲座，同时承接各类政府文化专项项目，常态化开展多元传统文化交流活动，聚力打造区域传统文化传播窗口、地方文史研究实践高地与国学传承弘扬核心阵地。

作为铜山本土人，我对这片土地的历史文脉饱含深厚情怀。铜山历代古方志，是承载区域千年发展脉络的核心典籍，翔实记录了地方治理方略、市井风土风貌、地域经济脉络与人文精神记忆，具备独一无二的史料价值与文化价值。放眼全国，各地纷纷推进旧方志点校整理与数字化活化工程，陆续打造出体系完善、品质精良的地方古籍文库。

本次编纂工作由江苏师范大学赵明奇教授领衔指导，书院集结地方文史学者、西泠印社本土名家及院内文化骨干30余人，专项组建丛书编纂工作组。团队严守古籍整理准则，在完整保留原著内容与历史原貌的前提下，通过规范标点断句、繁简合理转换、严谨校勘勘误、现代版式编排等专业举措，精审细校、悉心打磨，系统化集成出版。　　

记者：古方志点校是一次全面系统的精审考证，本次铜山古方志点校整理，融入了哪些现代化解读与优化思路？

叶闻天：在确定整理方案时，雍溪书院结合史部古籍受众特点，立足数字化、智能化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锚定普及与研究兼顾的目标，选用文字简化、规范标点、严谨校勘的基础整理模式，兼顾专业性与可读性，确保具备汉语言文学基础的读者，皆能顺畅研读、精准理解原著内容。

为杜绝文献错讹沿袭、保障典籍整理质量，团队以多版本互校为核心，全力订正旧志留存的疏漏谬误。历时两载有余，整理团队广泛搜集比对海内外馆藏不同版本志书，旁征正史典籍、历朝实录、地方族谱、名家文集等多元史料，层层比勘、审慎考证，辨伪存真、补全残缺，对晦涩典故加以注释，对存疑之处附以按语。

相较于原版影印本，点校本兼顾学术性与实用性，普及价值无可替代。而如何深挖古方志中蕴藏的人文底蕴、历史资源，让千年典籍真正赋能当代城乡发展、文旅建设与民生提质，仍需社会各界同心聚力、共同探索。

我们力求推出一套内容完备、校勘精良、通俗易读的铜山古方志普及读本，以文化成果回馈乡土，为区域文旅发展、城乡建设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深厚文脉力量。特别感谢乡贤艺术家们凝心聚气，为卷首题写、篆刻歌颂徐州历史文化的书法作品与印文、边款，他们热爱家乡的情思跃然纸上，为丛书留下了传世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