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于聍鹏，一个普通的高中生。

去年12月，我将两份文物史料无偿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作为日本侵华的罪证。

这次捐赠得到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新闻、央视网等多家媒体关注，但同时也让我收到了很多疑问：为什么一个高中生，要把压岁钱、积蓄都花在那些泛黄的旧纸片上？明明有人出高价收购，为什么却把它们捐了？

我的回答很简单：这些不是普通的收藏品，它们是历史铁证。

我和历史的缘分，开始得很早。

我的大伯是南京农业大学工学院副教授。他常带着我逛博物馆、古玩市场，所以我也开始对老物件产生兴趣。

6岁那年，他第一次带我去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遇难者的遗物、带血的衣物，还有一张张记录日军暴行的照片，让我只觉得胸口发闷。

2025年，一部抗战题材电影让我再次受到触动。我开始想，能不能主动去寻找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日本侵华史料？

很快，一个机会出现了。

2025年9月初，我在二手平台上看到一本叫“花见部队”的相册。照片里有医院场景，还有“疟疾、霍乱”等字样。我第一时间保存图片，和大伯一起研究。我们判断，这批资料很可能是真的。

9月8日凌晨5点，我从沛县出发，辗转近8个小时赶到长沙。交易完成后，我几乎没停留，就带着相册踏上返程。那一天，我在路上奔波了近16个小时。

很多人觉得这不值得，但对我来说，这是我必须去做的一件事。

拿到相册后，很快就有人联系我出价收购，最高开到了20万元，整整涨了10倍。但我没有同意。

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没打算把它卖掉。

我寻找这些史料，不是为了收藏，更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希望它们能发挥真正的价值。个人收藏再多，也只是“藏”；只有进入纪念馆，经过专业研究和公开展示，它们才能成为历史证据的一部分。

后来，我收集到越来越多的史料，也与多个文博场馆进行对接、计划无偿捐赠。

平时的我，很喜欢去沛县汉街转转，和那些文玩店的老板聊天，结识了很多“忘年交”。

只要有机会去外地，我的第一站一定是当地的博物馆。对我来说，那里不是展厅，而是和历史对话的地方。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更开阔的视野，也应该有更清醒的认知。

在看到一段历史时，不选择遗忘；在遇到一件文物时，不选择旁观；在有能力做一点事情时，不选择退缩。

文物不会说谎。

而我要做的，是把这些不会说谎的证据，交到可以好好保存、展示它们的地方，让更多人看到，让历史被记住。

我希望能为这个时代做一点事情。

本报记者 孙亚妮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