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瑾

3月的徐州，玉兰盛放。植树节这天，在树恩书城的一场全民阅读活动中，三位徐州新大众文艺作家首次聚首：57岁的“外卖诗人”王计兵，60岁的炒货店主石德会，52岁的农民诗人姚刚。他们的命运轨迹有着奇妙的呼应，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却在涌动的新大众文艺浪潮中，成为同时代命题的生动注脚。

让生活成为“源泉”

王计兵的外卖箱里除了餐盒，总放着书。一次送餐途中胡辣汤洒漏浸透书页，他写下：“我的诗歌里泛着胡辣汤的味道。”石德会的手机里存着许多文字片段，都是在店里灵感闪现时随手记下的，“锅炉里的瓜子、花生、栗子哗啦哗啦地翻着身子，我不敢多分心。”姚刚从怀里掏出一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都是干活时突然想到的句子，赶紧记下来。”

三位写作者，三种谋生方式，却呈现出新大众文艺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创作与生活从未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文学不再是被“采风”的对象，不再是被“体验”的他者，而是从劳动现场直接生长出来的表达。

王计兵说：“在送餐的路上，我能看到那些东西，路边开败的花、墙上贴的寻人启事、客户摔门的声音。这些都是我的灵感。”石德会说：“困苦是生活留给我的财富，酸甜苦辣的人生才不苍白。”姚刚在诗中写道：“晶亮的汗珠 滴入庄稼的根须成为茁壮的营养/面对土地/父亲总是沉默 一如沉默的土地/而我/该是父亲身后长势最好的庄稼。”

这正是新大众文艺的根基所在：生活不是创作的素材，创作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当写作者不再需要离开自己的生存现场去寻找灵感，文学的根系便深深扎进了最鲜活的日常。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田崇雪评价王计兵时说：“王计兵和他的诗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闭门造车憋出来的，而是来源于生活，根植于大地，有切肤之痛的。”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石德会和姚刚。

当“隐形人”被看见

甘肃平凉的李文丽，做了多年家政工，在雇主家洗洗涮涮之余，出版了《我在北京做家政》。河南商丘的小海，是一家二手服装店店员，诗集《温榆河上的西西弗斯》计划出版中。

3月25日，中国作家协会新大众文艺专场在北京举行。35位写作者都曾是人群里的“隐形人”。他们中有家政工、外卖骑手、建筑工人、大货车司机、环卫工、农民，但现在，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作家。

石德会对此深有体会。从30多年前挑着担子卖瓜子，到如今守着一家老小经营炒货店，他的写作从未停止，却长期处在主流视野之外。直到去年底，鼓楼区作协为他召开小说研讨会，专家们称赞他的作品“没有铺陈宏大的乡土变迁史诗，却为当代人回望乡土提供了生动镜像”。

姚刚同样如此。他在都市报盛行的20多年前就开始投稿，偶有作品发表，但始终是“一个人的写作”。直到去年，他作为全国农民诗人代表受邀参加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延安深情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向全国介绍家乡。

新大众文艺的崛起，撕开了横亘在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那堵墙。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文艺创作似乎是专业人士的专属领地，普通人即便有表达的冲动，也较难获得广泛关注。而如今，通过自媒体的传播和主流媒体的托举，源自生活的质朴表达和真情实感，被全社会看见。

正如王计兵在接受采访时所说：“新大众文艺就是那束光，照亮了我们这些普通人。而我相信，每一个被照亮的人，最终都会成为光源，去照亮更多的人。”

使文字回归本源

王计兵的诗句“我时常万念俱灰，也时常死灰复燃”，石德会的小说《追到城里的芦苇叶》中普通人的打拼，姚刚的“犬吠小巷 鸡鸣矮墙/走进土地 与庄稼亲近 我格外激动”——这些作品之所以打动人心，并非因为技巧的纯熟，而是因为情感的真诚。

这正是新大众文艺的深层价值所在。当文艺不再以“专业性”为唯一标尺，当更多普通人的表达被接纳、被看见，文学便回归了它最本源的使命，成为时代的记录，成为生活的底稿，成为普通人表达情感、安放灵魂的容器。

田崇雪教授在评价王计兵时指出，他的诗歌“以真诚为根，以善良为茎，以审美为花”，这恰恰是新大众文艺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徐州市杂文学会副主席杨华则用“乐观、坦诚、朴素”来形容姚刚。这三个词，同样可以概括王计兵和石德会。他们没有高深的学问，没有华丽的辞藻，但他们有对生活最真诚的感知，有对文字最朴素的敬畏。

无论什么时候，文学的根就在人民之中，在最鲜活的时代生活里。文学给普通人带来的，是精神的滋养，更是社会的尊重。王计兵荣获第八届紫金山文学奖、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石德会写闪小说为大众关注后，成为邳州市新大众文艺大使；姚刚受邀参加中国文明乡风大会，还参加了“全国乡村文化能人培训班”。

在他们身后，还有无数普通人，正在用各自的笔触为这个时代留下微光。他们的文字或许不够宏大，却足以照亮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