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瑾

徐州地处南北要冲之地，在南北朝时期地位显要。徐州博物馆在参与彭城七里的文脉梳理过程中，系统挖掘了云龙山摩崖石刻、代笔亭等徐州文化遗存，为彭城七里增添厚重的人文内涵。

云龙山石佛与云冈石佛隔空映照，自8月1日在徐州博物馆开展的“山堂水殿云深处——云冈石窟艺术特展”，展出120余件精品文物和3D复原展品，立体呈现平城时代民族大融合与丝路文明互鉴的宏大叙事。

为了让观众读懂这一汇集3省9家文博机构珍贵文物的特展，真切触摸“南北一体”的历史脉搏，8月8日，北京大学教授韦正应邀来徐，以直播形式开启“云冈对话彭城”的讲座，用文物实证拆解文明融合的“时光密码”。

一场南北映照的特展，一段值得深读的历史

近年来，徐州汉代考古和研究硕果累累，城市汉文化品牌日益擦亮，从多座汉楚王墓出土的珍宝，占据徐州博物馆主陈列的半壁江山。除了品类宏富的汉代珍品，徐州博物馆与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庋藏的南北朝文物，亦弥足珍贵。

南北朝时期的徐州，是南北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徐州博物馆副馆长原丰介绍，组织引进云冈石窟艺术特展，正是希望观众以云冈为钥，回望徐州的南北朝风华，在彭城七里读懂徐州千年文脉的重要历史节点。

韦正，江苏淮安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魏晋南北朝考古、美术考古等，出版《魏晋南北朝考古》《将毋同——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等专著。

“徐州，是我的第二故乡，又是学术上的第一故乡。”讲座伊始，韦正介绍了自己从30年前参与徐州狮子山汉墓考古开始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学术轨迹，感慨“研究南北朝历史，讲好南方不容易，讲好北方不容易，讲好南北交界更不容易”。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分裂时期。南朝先后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南朝作为汉族政权和东晋的延续，出现过元嘉之治与永明之治等治世，但随着北朝的兴起，形成了南弱北强的局面。与南朝并存的北朝，承继五胡十六国，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是胡汉融合的朝代。北魏皇室多为鲜卑族，后期分裂成东魏、西魏，之后分别被北齐、北周取代。

政权更迭频仍的南北朝在动荡中也孕育了新生。北魏时期，佛教在北方得到了空前发展，帝都平城（现山西大同）不仅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寺庙，还由皇室出资开凿了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约1公里，是丝绸之路中西文明交融的见证。

云冈石窟的早期造像雄浑、粗犷、健硕，到了后期，褒衣博带、秀骨清像成为时尚。韦正介绍，这一变化，既与北魏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改革有关，也与徐州高僧昙度、道登、僧逞、龙达等北上，以及徐兖二州被俘僧人到达平城推动石窟造像革新有关。

“云冈石窟是历史的‘大片’。”韦正通过丰富的古今中外文化遗产比较，评价云冈石窟的艺术、思想代表了犍陀罗文明、草原文明、中原文明融合下中华文明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认为，云冈石窟艺术特展规模虽然不大，但立意高远，文物内涵极其丰富，是透视汉晋到北朝社会变迁的重要展览。

北魏时期的徐州，是南北交界的名藩重镇

“众所周知，徐州地处南北交界之地，地理形势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但也不能一概而论，需要考虑具体的历史背景。”韦正举例，“东晋十六国对峙的大多数时间内，徐州的地位没有凸显出来。这主要是由于十六国除前秦一度显得强盛外，北方地区内部长期冲突损耗，组织不动对南方的战争。在北方政权视野之中，徐州的地位不那么重要。”

“从东晋晚期开始，徐州的地位迅速上升。”韦正分析，其主要原因是刘裕要借消灭南燕政权之威，夺取东晋政权，而且刘裕祖籍彭城，徐州的地位随之提高。刘宋政权建立的同时，北方地区也在迎接结束东汉末年以来分裂局面的战争，南北朝历史序幕拉开后，徐州的地位加速上升。

南北朝时期，徐州先属南朝刘宋。45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亲率主力围攻彭城，未克北返。466年，刘宋内乱，徐州刺史薛安都投附北魏，彭城易帜。从此，除梁武帝一度夺回徐州外，徐州都处于北朝的控制之下。

北魏统治者着力经略西域，将汉末以来中断多年的丝绸之路再度复兴，平城既是鲜卑政权的中枢，也是丝绸之路东端起点和最繁华的贸易枢纽。这时期的徐州，其重要性尚没有显现出来，还处于恢复和蓄力的阶段。

494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毅然南迁，定都洛阳，一夜之间，徐州被推到南北对峙的风口浪尖。它踞黄、泗两水咽喉，舟楫可直抵京畿，又与南朝建康相近，虎视江淮。于是北魏在此筑坚城、屯劲卒、开军屯，以徐州为矛，亦以徐州为盾，虎视长江，图谋长久。

时任徐州刺史的薛虎子上书皇帝，力陈徐州之重：“徐州左右，水陆壤沃，清、汴通流，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万余顷。若以兵绢市牛，分减戍卒，计其牛数，足得万头。兴力公田，必当大获粟稻……匪直戍士有丰饱之资，于国有吞敌之势。”

北魏还着力提高徐州的政治地位，“徐州名藩，先帝所重”。《魏书》卷四十二《尧暄传》载：“初，尧暄使徐州，见州城楼观，嫌其壮丽，乃令往往撤毁，由是后更损落。及高祖幸彭城，闻之曰：暄犹可追斩。”

对于北魏孝文帝亲临徐州的这一记载，韦正感慨：“这足见孝文帝对徐州的重视程度。此外，北魏派驻徐州的官员身份都很高，有尉元、薛野猪等重臣，还有元法僧、元祐等宗室或亲王。”

精美文物何出徐州？重要的城市定位使然

此次特展，于展厅外按1∶3比例3D复刻了云冈第20窟大佛，与云龙山摩崖造像遥相顾盼；同时将徐州博物馆彩绘陶双髻执笏女立俑、明光铠武士俑，汉兵马俑博物馆黄釉莲瓣纹八系罐、陶骆驼、陶骑马俑等，与太原、大同博物馆所藏北魏文物并置陈列，让时代相近、文化同源的不同地域文物，在同一空间无声对话。

“徐州地区出土的南北朝陶俑，比较清晰地揭示了时代的演化路径，大致可分为东晋刘宋—北魏—北齐三个阶段。”在云冈石窟艺术特展的陶俑展示前，韦正对多地出土的陶俑服饰进行了对比分析。

“能够体现东晋刘宋时期特点的是徐州市茅村镇内华村墓葬出土的陶俑。这批俑中，男俑个体较小，戴帽或小冠，上穿右衽紧身短衣，下穿裙，其风格与南京东晋墓等所出陶俑一致。考古简报将内华墓时代设定在东晋至北齐之前。内华墓所出男俑的小冠实际上在汉代就存在，这种服饰从汉代到东晋刘宋具有延续性。”韦正判断这种服饰与北魏陶俑服饰差异甚大，说明内华墓葬只能属于刘宋而不是北魏。

徐州既是南北对峙的要冲，又是文化交流的前沿，南北文化均对其产生影响，内华陶俑也反映了这一特点。韦正指出，内华墓中发现的10件人物俑大致可分两组，另一组陶俑上衣下裤的轻便着装，则更多地承袭了北方服饰的特点。

徐州南北朝时期的考古发现数量有限，与徐州处于黄泛区不无干系。徐州现有的发现虽然不足以说明徐州当时重要的地位，但随葬品年代跨度从北魏到北齐乃至隋初，文化面貌复杂，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其中的北魏文物多反映出“胡汉杂糅”的艺术面貌。

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在特展中首度公开展出的数件北朝青瓷，得到了韦正的充分肯定：其造型未见于南朝，系北朝工匠在金银器工艺启发下的再创造，以刻画、模印、贴塑等技法增加器物的层次感，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北魏时期的徐州，具有很强的艺术实力，它根本不是一个军事重镇所能涵盖的。评价南北朝时期的徐州，要从更高的站位来审视徐州，才符合徐州的历史定位。”韦正强调。

北魏覆亡之际，徐州一度为南朝短暂收复，旋即再入北齐版图。北齐视其为控扼江淮的咽喉，军政地位继续抬升。徐州境内出土的北齐墓葬器物之华美，皆折射出徐州在北齐战略棋局中的分量。

南北文化在徐州握手言和

张瑾

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正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往，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和繁荣。

在华夏大地上，徐州居于南北交界之地，既浸染江南的灵秀，又蕴含北方的雄浑。这种“不南不北”的文化特质，塑造了其独特的城市气质，并在历史中赋予它重要的战略地位，而散落其间的文化遗存，便是最直接的证明。

徐州的南北朝文物和遗存，如同文化交融的考古学现场，表明这里并非是简单的过渡地带，而是南北文化融合的熔炉。它们在“不南不北”的徐州创造出超越原有文化范式的新形态，体现出容纳差异的文化胸襟，更蕴含着中华文明特有的智慧——超越简单二元对立的包容性生存哲学。

面对一件件斑驳的南北朝陶俑、瓷器、砖雕，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古老的艺术品，更是一段南北文明对话的缩影。这些经历千年风霜的时光使者告诉我们，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强调纯粹性，而在于坦然接纳，美美与共。

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使徐州在中国历史中始终占据独特地位，其文化遗产也因此呈现出超越地域的普遍价值。

如今，“南秀北雄”的文化特质已深深融入徐州的城市血脉，成为其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核心基因。这种南北交融的独特气质，不仅奠定了徐州作为连接南北的文化枢纽地位，更赋予其贯通古今的深厚底蕴，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持久的精神动力和鲜明的文化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