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楠

三角线，这片位于徐州市区北部，由多条铁路线交会而成的的三角地带，盛放了我十二年的童年记忆。

1986年正月，我出生在这里；1998年谷雨时节，我家搬离了这里。

一

进出三角线，无论是从东边大庆路，还是从西边复兴北路，都得钻过铁道下的涵洞。这里房屋挤挨，道路逼仄，是个出租车司机都不愿来的地方。我估摸着，如今还有很多徐州人不知道在市区北部、三环路以内还有这么一个奇特的地方。而有些人知道三角线，则是因为网红推荐的三角线炸串、三角线米线的缘故。

三角线——这片三角形区域，其实还有个更加古老而贴切的小名——“二坝窝”。因为这里地势低洼，曾是个盛水的“窝窝”。在我童年的印象里，比起三角线，二坝窝更适合冠名这片区域。记得1997年一个蝉声聒噪的傍晚，一声闷雷，旋即大雨倾盆。我从少华巷小学放学，走到鞋帽商店坐2路公交车回家，坐到终点站徐州火车站下车。我蹚着没膝的雨水回到家，屋里的水也到了脚脖子高……

这里是改革开放初期铁路和建筑公司老职工最早的家园。

我家住的那排房子一共九户人家。十一个年龄相仿的小孩，共同语言是插黄卡的游戏机，是夏天在门口打争上游输的在脸上贴纸条，是逢年过节穿着新衣服放豆芽炮、点灯笼，是人手一把铝制“宝剑”仗剑走天涯……

在三角线最南端的角上有个澡堂子，天冷时，我的洗浴都在这里解决。澡堂子有一个大池子、一个小池子，没有淋浴。大池子泡过后，搓完灰，打上肥皂，父亲从那个小池子里打一桶干净的、特别烫的水，用毛巾使其物理降温，把我冲洗干净。冬天的时候，出了澡堂，门口有辆卖橘子的三轮车。父亲让我在自行车后座上不要乱动，他去买橘子。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我赶忙跳下车，跑去用两毛钱买个烧饼，再花两块钱要五串羊肉串、五串豆皮、五串人造鸡脯肉……

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澡堂外墙北侧是个凉亭，长满了月季和爬墙虎。夏天的日间，阳光透过爬墙虎，在地上留下斑驳的光影。吃完晚饭，母亲会带着我到这里摘两朵盛开的月季，回家插在玻璃杯里。

再往北五十米，原是一家粮店，再后来改成了游戏厅，是孩子们的天堂，也是地狱——玩的时候欢天喜地，被揪着耳朵逮住时便如坠深渊。粮店门口自南向北是一个小型菜市场。每天下午四点过后，烤全羊、调凉菜、油烫鸭、盐水鸭、馒头、烙馍、烧饼、米线，还有多年后仍在营业的烧烤、炸串，依次排开，应有尽有。天热的时候，晚饭前，父亲常给我五毛钱和一个茶缸，让我去打啤酒。去之前，他都要叮嘱一句：你不能喝！一开始是真不敢，后来胆儿肥了，偷喝了一口，呸！怪不得不让我喝，是真难喝！我现在不喜欢喝啤酒，就是那时候落下的“病根”。

我家住的那几排房子的巷口尽头，右手边是个小商店，各家订的奶都在那里拿，打酱油也在那里，还有大大泡泡糖、比巴卜、麦丽素。左手边是个糖店，平时出售各种油炸果子、酒水饮料，过年的时候还卖炮，那种缩小版的“大地红”，我们都称之为“豆芽炮”，引线是根长长的纸绳子，点起炮来特别方便。当然，炸起自己来也特别方便。1994年大年三十下午，我在点炮时，一不小心，揣在新牛仔服左胸口口袋里的豆芽炮也被引着炸开了，眼前先是金光乍现，继而烟雾弥漫，最后一片乌漆麻黑，把我左半张脸弄得乌紫乌紫的。

二

糖店东面有一面墙，豁了一个口子，从这个口子可以到铁路轨道上。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躺在床上，听着不远处传来的火车汽笛声，能体会到一种淡淡的乡愁。小时候的我没坐过火车，听大人讲，这条轨道往北一直通到首都北京，好多次和小伙伴从这个口子进去，发誓要沿着铁轨徒步去北京，去天安门看升国旗，去长城完成好汉任务，但是每次走到大沙河的桥上就放弃了，直叹北京太远了。

两个小店夹着路口。往北几步就到我家门口了。进门是锅屋，做饭的地方。往里是个露天小院。东墙搭了雨棚，棚下有个砖砌的台子，装着上下开合的门，专放蜂窝煤。每隔些日子，父亲就向住在后街的光头大爷借辆板车，拉着我去炭店买蜂窝煤。我搬个小板凳坐车里，回来时车子装满煤球，我便拎着小板凳跟着跑回家。到家再把圆柱形的蜂窝煤整齐地码在台子里，平时烧水做饭就靠它们了。蜂窝煤炉子也有好处，可以烤粉丝、烤馒头、烤红薯。现在吃烧烤的时候，我也喜欢点烤馒头片，这兴许就来自于小时候的这份乐趣。院子西墙是空着的，挂过镖盘掷飞镖，拴过气球练BB枪打靶，或干脆对着墙来一场乒乓球比赛。从院子再往里走是一间堂屋，有十多个平方米，堂屋的南墙有一扇窗，窗户下面放着写字台。写作业、看电视、吃饭、睡觉都在这间屋子里。

1995年，我上小学三年级了，因为体重的原因，父母实在带不动我了，花了333元给我买了人生中的第一辆自行车，20寸的车圈。从二坝窝到学校，一路要穿过白云山地下道，拐进复兴路，再上淮海路。从亚东商场到中山堂有一段较陡的下坡，每次到那我都会双手放开车把，挺直腰背，威风凛凛地冲下去。

1997年，我们家准备买新房了，是我心心念念的楼房，可以装有线电视、电话，还有空调。新房在矿大老校区附近。第一次从二坝窝骑着我那20寸的自行车，去看还没建好的新房子，再骑到泉山公园野餐，把我骑饿了，也骑哭了，是饿哭的。后来搬家了，每年过年还是会回趟二坝窝，一大家子围着矮饭桌，坐在小凳子上吃年夜饭。不过后来家里人口越来越多，就都改成饭店聚餐了。到今年，也得有近二十年没在二坝窝吃年夜饭了。

三

这一片大多是斜屋脊的瓦房，房顶很高，近三米。因排距太近，阳光照不进来，许多人家把斜顶改平，开了天窗。屋里亮了，屋顶也能晾晒东西。

1998年，全国性的事件是抗洪抢险，二坝窝也出了件不大不小的事，事件的主人公就是在上小学六年级的我。那年冬天，徐州特别冷，最低温度零下13℃，春节前又下了一场大雪，屋檐上的冰溜溜有尺把长。我和表妹还有街坊孩子，吃过早饭就开始打雪仗，大家用冰溜溜互相劈砍，战况相当惨烈。为了寻找更猛的“武器”，我哄姥姥姥爷说要回家看《叮当猫》去，然后就带着表妹爬上了一户人家的屋顶。

大雪覆盖的屋顶，平整得像无数包白糖整齐码放着。刚走两步，我脚下一滑，手舞足蹈跳霹雳舞似的停不下来了——不是开心，我这是踩在人家的玻璃天窗上了！受当时玻璃质量的影响，一般人家的天窗不过半米见方，这户人家大气，开了一米见方，承重能力大大降低。“快去叫大人！”我冲表妹喊了一声，话音未落，“咔嚓”一声巨响，便随着碎裂的玻璃，从近3米高的屋顶跌入屋内，不省人事……

醒来时，听见姥姥在唤我小名。我被搀扶着，晃晃悠悠地出了屋。那户人家住着位患眼疾的老太太，那天她恰好没坐在天窗正下方，否则遭殃的就不止我一个了。缓过神，觉得左手忽冷忽热的，本以为手里握了把冰溜溜“宝剑”，低头一看，满手殷红——是血！姥姥慌忙用毛巾裹住我的左手，姥爷叫了辆出租车，直奔市三院。

急诊室里，大夫让我躺在检查床上。我昏昏欲睡，后脑勺肿得像是装进了一个鸡蛋。大夫说手伤是小事，脑袋里的问题才要紧，得查清是积气还是积水。父亲、母亲、舅舅都赶来了。他们抬着我上四楼做脑部CT。后来母亲说，当时累得真想撒手，不是亲生的真扛不住。

回到急诊室，大夫再次查看我裹着毛巾的左手。毛巾打开后，一阵钻心剧痛——一块被玻璃划开的皮肉，连着层薄皮，像悠悠球似的坠了下来。大夫说，这块肉死了，缝不了，得剪掉。然后他拿来一桶酒精，对着伤口猛冲。我咬紧牙关没吭声。接着他拿来剪刀和小桶，对准连着皮的死肉，“咔嚓”一剪，“扑通”一声轻响，那块肉便落到了桶底。脑袋的CT结果也出来了，是积气，伴有轻微脑震荡，暂无大碍，需住院观察。全家人这才松了口气。

接下来是处理手上那块豁口。大夫隔天就揭开纱布看看有没有长新肉芽。一周后，他摇摇头对母亲说：“长得不理想，可能得植皮。看看是用屁股上的皮，还是大腿上的。”什么？还要再挨一刀？拆东墙补西墙？那天我哭得稀里哗啦，宁可手上留个洞，也绝不愿在别处再挖个坑。写到这，我看了下左手小拇指下方，那块像夜空中金牛座一样的疤痕，仿佛在冲我微微一笑。

因为轻微脑震荡，外加有积气，我只能右侧卧，连躺平都会眩晕，更别提翻身了。我被安排在靠门的床位，一间病房6张床，我哪张床都看不到，面前只有一面上半截白色、下半截绿色的墙。母亲从家里拿来一面小镜子，通过反光，我看到了其他5张床以及窗户和阳光。我整天拿着镜子，也不说话，以至于隔壁床的阿姨和我妈聊天时问你家闺女因为啥住进来的，我妈说我家是个小子。那阿姨说，哎呦，我看他天天拿个镜子照，还以为是个闺女来！

又躺了大半个月，我能下地了。这一年是我的第一个本命年。

四

去年年初，我去过一趟三角线，去吃别人推荐的炸串。到了才发现，这家就是我以前的隔壁邻居，我是吃他家串长大的。吃完，又到原来的家门口转了一圈，以前每排房子中间尚能通过一辆三轮车，如今各家房子都尽力向外扩出一点，连辆电动车都难过去了。

棚户区改造的曙光照进了三角线。三角线上了新闻——这一带要拆迁了。

前些天听朋友说，三角线拆得差不多了。是该拆了。以前总觉得这里地势低洼、环境复杂，没人会拆它，也想过或许政府联合铁路部门，把这里拆了之后建个铁路博物馆，给以后的孩子们看看国家是怎么发展的，社会是怎么进步的，城市是怎么更新的，让这片曾经的棚户区——三角线，也发挥下它的余热。

三角线，装满了我儿时的回忆，也呈现了时代发展的印记，祝福它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