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应红

我是一个家乡情结很重的人，从小就怕出远门。从上小学到读大学，我都是在本地完成的。

1991年夏天，我大学毕业，当时大学生是国家包分配，毕业分配的通知下来了，我被分配到一家外地煤矿医院上班。拿到派遣证的那一刻，我不由地大哭起来，捏着那张薄薄的纸，手指不自觉地发抖。我赶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家人，母亲正在厨房炒菜，她停下手中的锅铲，转过身时，我看见她眼圈红了：“这次你去那么远……还是个煤矿……”父亲坐在藤椅上，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烟灰缸里已经堆满了烟头，阳光透进来，把飘散的烟雾照得清清楚楚。

“男儿应该出去闯一闯，看看外面的世界，不要摁住板凳看地下。”好半天，父亲才迸出一句话，“什么都不要想了，这次我送你去单位报到。”

出发那天，学校包了好几辆客车。天还没亮，我和父亲上了一辆客车，车厢里挤满了毕业生和他们的行李，空气里混合着汗味和夏天的燥热。座位都是按学生人数预订的，没有多余的座位。我是一个靠窗的座位，连忙招呼父亲坐下。他却摇摇头:“你照顾好自己，不要管我。”父亲从泛黄的工具包里掏出一个扁平的铝制酒瓶，拧开瓶盖，酒香立刻飘了出来，“我站着就行。”车子开动时，他随着颠簸摇晃，时不时抿一口酒。十几个小时，父亲就这样站着，一直到终点。中途我好几次站起来，让父亲坐，他都执意不肯。

到地方天已经黑了，我和父亲住进了一家小旅馆。尽管天气很热，父亲却睡得很沉，鼾声均匀。

第二天一早，我们坐上了开往煤炭矿区的客车，是那种老式的客车，座椅硌得人生疼。起初窗外是平坦的田野，金黄的稻浪翻滚；渐渐地，山影压了过来，一座接着一座，像蹲伏的巨兽。“从一座山里跑出来，又走进另一座山。”我忍不住抱怨，“一辈子都要困在山里。”父亲望着窗外，喉结动了动，但什么也没说。

几个小时后，客车到达一个小镇，问别人煤矿医院在什么位置？人家告诉我，沿山路一直走上去，大约一里多路，在山顶上。我心里感觉拔凉拔凉的，父亲二话不说扛起最重的箱子，他的背影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瘦小，汗水很快浸透了他的的确良衬衫，在后背晕开一片深色。“爸爸，我来扛吧！”我伸手去抢，父亲愣了一下，眼圈突然红了，“还是我来吧，你的力气小。”

终于在医院安顿下来，父亲原来说把我送到单位后就回去，可报到后却多留了一周。他陪我到医院的每个角落转了转，然后又去附近几个煤矿。自始至终，他都很少说话。

离别那天，我特意给父亲买了一瓶酒和几袋花生米，叫他在路上边吃边喝。上车时，父亲从贴身的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200元钞票，“拿着，你刚参加工作，工资肯定不高，可以补贴 一下。”我推辞着，看见他手背上暴起的青筋像蜿蜒的山脉，他把钱硬塞在我手里，然后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手掌的力量透过衬衫传来，很重。

回到空荡荡的宿舍，我掀开枕头，下面压着一封信。信纸是从我的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父亲的字迹歪歪扭扭，只廖廖数语：“儿子：我们做父母的，也舍不得你离开我们到异乡。但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闯一闯也好。你一个人在外面，照顾好自己，我们做父母的不可能陪伴你一辈子。父字。”

我捏着信纸，突然想起父亲在车上喝酒的样子：他每抿一口，眼角皱纹就会加深一分。现在想来，那酒一定是极苦极辣的，就像他这辈子尝过的滋味。窗外的山影渐渐模糊，我这才发现自己的眼泪已经打湿了信纸。

就这样，我在煤矿医院工作了20多年，直到医院因为政策原因关停，我才离开，开始第二次就业。这次离家更远了，可不管我走多远，总觉得父亲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从没有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