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学强

民国时期的成都，既是军阀角逐的西南重镇，也是中西交融的文化名城。街巷藏风云，院落记沧桑，在老成都的街巷深处，便藏着一群爱国医者与仁人志士，以仁心为盾、以热血为刃，在抗战烽火中写下了一段动人往事，绘就了一幅鲜活的蓉城旧影。

棉花街是老成都官商并存、雅俗共赏的生动缩影，因棉商云集、棉包成山而得名。又因清代武英殿大学士卓秉恬的“卓相府”坐落于此，百姓也称之为相府街。青石板路串联起市井喧闹与深宅威仪，清王朝落幕后，卓家后人卓雨农在此以名医之名远扬四方。

卓雨农承家学、精医术，在卓家老宅偏厅院落开设医馆，是成都妇孺皆知的妇科圣手，治愈病患无数。朱门古木犹在，院内药香袅袅，他专攻中医妇科，用药平和，待人谦和，每日求诊者从清晨排至日暮。宰相门第的沉静底蕴，与医者仁心的温厚慈悲，在这条老街上悄然相融。

我的父亲于耀光是山东烟台福山县农家子弟，母亲王庆溶是辽宁营口大石桥铁路职工子女。二人在大连勤工俭学，双双考入孟天成博士创办的大连博爱医学院，分别主修内科与妇科。1937年，两人毕业后携同窗之谊与恋人之情，远赴四川成都谋生并结为夫妻。初到成都，父亲先在彭县白水河铜矿担任矿医，后在春熙路开设私人西医诊所。

父亲将家安在棉花街德茂里一处带天井的两层小院，我于1945年5月19日就降生在这里，童年记忆深深镌刻在老街巷的烟火里。父亲见多识广、思想开明，既精医术，亦心系时局；卓雨农以中医立身，却不囿于门户之见。两人一中一西，一在深巷济世，一在闹市行医，志趣相投，虽行医路径迥异，却因心怀家国而成为莫逆之交。

春熙路1924年由四川军阀杨森主持始建，初名森威路，1926年竣工定名春熙路。到1930年代，这里已是成都乃至西南核心的商业文化地标，银楼、钟表行、药号林立，茶楼、戏院、照相馆云集。这里也是西南图书流通的重要阵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在此设点，《申报图画周刊》曾以“成都宽阔之春熙路”专题报道其盛景。

就在这片繁华闹市中，父亲的西医诊所看似不起眼，却在抗战烽火燃起后，与卓雨农的医馆一道，成为抗日救亡的隐秘阵地。二人以诊所为掩护，利用行医之便，秘密参与抗日救亡运动，或为进步人士诊病疗伤，或暗中传递消息、接济爱国青年，在车水马龙间，默默守护一方正义。新中国成立后，卓雨农作为医界翘楚曾出任四川省政府委员、四川省政协委员，他多次向友人提及、感念与我父亲于耀光合力开展医界抗日救亡运动的义举。

父亲与母亲的春熙路诊所，是成都地下抗日活动的重要联络点，两人都是热心救国的进步人士，在这里结识了齐鲁大学内迁成都后、活跃于华西坝的学生运动骨干陈寰。陈寰年轻果敢、满腔热血，奔走于华西坝五大学（抗战爆发后，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相继内迁于此，组成华西坝五大学联合办学）之间，组织宣传、募捐、救护，是抗日救亡的中坚力量。母亲的抗日救亡之路，也被华西坝的学子热血照亮，爱国热情在这片土地上迸发出炽热的火花。因东北老乡之缘，母亲与陈寰拜为干姊妹，于家夫妇待她如亲妹，三人以亲人相称，并肩投身救亡工作。

诊所的诊室与后堂，常成为进步学生碰头商议的安全场所，白衣之下藏着一颗颗赤子丹心。母亲与陈寰时常在外奔波，为抗日救亡募集资金。母亲不仅多次慷慨解囊，还秘密为前方抗日将士筹措医疗物资，甚至参演华西坝五大学爱国团体“海潮社”的抗日话剧，以文艺唤醒民众家国情怀。解放前夕，陈寰调至北京继续从事学运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事政治组组长。1982年我赴京拜访时，她仍一再感念我母亲的支持，称赞她在烽火岁月中彰显了一名医者的赤诚与担当。

我父亲的抗日足迹，还与云南入川的抗日志士桑即藩紧紧相连。父亲早年在彭县白水河铜矿任矿医时，便与桑即藩相识。桑即藩以国民党资源委员会铜矿专员身份为掩护，暗中发动矿工、宣传抗日，两人一见如故。后来两人在春熙路诊所重逢，身份虽异，救国之心无二，当即约定联手行动。父亲以医生身份为掩护，为地下工作提供便利；桑即藩则凭借广泛社会联系，组织工人运动、联络各界力量。两人密切配合，让那间小小的西医诊所，成为连接学界、工界、医界的重要抗日纽带。

从相府街的宰相旧宅到名医医馆，从春熙路的繁华闹市到隐秘联络点，从华西坝的琅琅书声到学子热血，老成都的每一条老街、每一座院落，都藏着一段可歌可泣的抗战往事。卓雨农的药箱里，藏着医者的家国担当；于耀光夫妇的白大褂下，跳动着赤子的爱国丹心；陈寰与桑即藩的奔走中，凝聚着仁人志士的救亡力量；华西坝学子的呐喊里，激荡着青年一代的民族风骨。他们的身影交织在一起，绘就了一幅家国同在、风骨凛然的民国成都长卷。

一街藏古今，一坝汇中西，一城记风云。那些藏在老成都青石板与老砖墙里的故事，不仅是街巷的独家记忆，更是一座城市的文脉与风骨，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历久弥新，光照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