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邦芹

我家酒柜里珍藏着两瓶洋河大曲，那是30多年前我先生第一次去我家，父亲送他的见面礼。每当看到这两瓶酒，我就会想起我的父亲。

父亲爱酒，却从不贪杯，每顿小酌一两杯而已。吃饭前，他总是坐在老藤椅上，等着母亲端来一碟花生米，再慢悠悠倒上一杯酒。酒杯碰到桌面的轻响，和着窗外的蝉鸣，是我童年里安稳的背景音。

母亲说，父亲年轻时滴酒不沾。他14岁参加游击队，给首长做通讯员，在鲁南苏北的芦苇荡里穿梭，枪林弹雨中哪敢碰半滴酒。后来，被编入了正规军，淮海战役中被子弹擦伤过肩胛骨，渡江战役时泡在江水里三天三夜，怀里揣的干粮袋早泡成了浆糊，更别说酒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国营大厂当领导，中山装口袋里总别着钢笔，办公桌的搪瓷缸里总是飘着袅袅香气的热茶。

上世纪60年代初，他受别人牵连被停职，背着铺盖回到了老家。刚回老家的那段日子，父亲总是蹲在墙角望着天，烟袋锅子抽得吧嗒吧嗒响。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有一天，母亲炒了盘鸡蛋，又从厨房摸出个小酒瓶：“尝尝？村代销店买的散酒。”父亲捏着酒杯，端详了半天，最后仰头一饮而尽，辛辣的味道呛得他泪水直流。

久而久之，父亲便养成了每顿小酌一两杯的习惯，可是家里日子紧，喝的多是三四角一斤的散酒。偶尔有老战友来看望父亲，母亲才会郑重地打开那个蓝色的帕子，帕子里三层外三层裹着全家人省出的零用钱，她小心翼翼地抽出皱巴巴的一元纸币，每次塞给我时总会提醒：“走路慢些，瓶碎了，你爸得心疼好几天。”

货架最高层摆着洋河大曲，透明瓶子里的酒像淬了光，隔着玻璃都能闻到一股绵厚的醇香。老板用报纸裹住瓶身递给我，我两只手捧着，生怕晃出半滴。回家时老远就看见烟囱在冒烟，母亲准在厨房忙碌，刚下蛋的鸡还在院子里扑腾，她已经把温乎乎的鸡蛋打进了油锅；菜园里的青菜还带着露水，早已被她掐得整整齐齐；墙角的花生筐子空了大半，准是炒成了下酒菜。

客人来了，父亲把堂屋的八仙桌擦得锃亮。他和老战友碰杯时，酒杯沿儿磕出轻响，话题总绕着当年：“记得那次在芦苇荡，你替我挡了颗子弹……”母亲不让我们上桌，我和姐姐就扒着堂屋门框，看父亲仰头喝酒时，喉结滚动得格外慢。酒香味混着菜香飘过来，在鼻尖绕来绕去，那是童年里最隆重的味道。

客人走后，父亲总会用手指抹抹杯底的残酒，咂着嘴说：“还是这个顺溜。”后来哥哥们工作了，带回来包装精致的好酒，父亲尝一口就放下了：“不如洋河大曲对味儿。”父亲的话我们深记心中，逢年过节只买父亲最喜欢的酒。

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我先生第一次上门，扛来两箱陶瓷瓶装的洋河酒。父亲摩挲着泛着绿意的瓶身，笑纹里都是光。送我先生出门时，他从柜子里抱出个纸盒，打开是两瓶带飞天商标的洋河大曲：“这个放了好几年，你带着。”我先生后来总说，那天父亲把酒瓶交到他手上时，掌心的温度比酒还烫。

这两瓶酒跟着我们搬了四次家。从平房到单元楼，从老家搬到了徐州，酒柜也换了好多个，它们始终站在最显眼的地方。

父亲离开两年多了，前几天打扫卫生，我取下酒瓶，指尖抚过冰凉的玻璃，忽然想起父亲坐在藤椅上喝酒的模样——阳光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酒杯里晃着细碎的光。他抬头冲我笑：“你妈走后，只有这酒最慰我心，端着酒杯对着你妈妈的照片，犹如她活着时一样。”

如今，瓶里的酒早已沉淀成琥珀色，就像那些逝去的日子，在时光里越酿越浓，越酿越醇。